张远智

　　拓印是一种古老的印刷术，发明于东汉汉灵帝时期。通过拓印，可以把金石器皿或碑刻、摩崖上的文字、花纹转印到纸张上，做成拓片。有了这项技术，铸、刻图文就能化身千万、流布八方。
　　在汉中褒谷口，就住着一户拓印世家，自第一代始祖张懋功算起，已传承五代160余年。如今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已经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。
　　褒河张氏世代为石匠，开的有石场，家境比较宽裕，张懋功小时有条件入私塾，因此通文墨、善音律。
　　大约在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关中有一位叫陶修人的字画商人来石门拓印摩崖石刻，住宿在张懋功家中。陶修人在张懋功家住了几个月，把石门附近的摩崖石刻尽数制成拓片。完工后，陶修人便回关中了。张懋功此时虽然从陶修人处学得拓印技艺，但是毕竟时间有限，只能算是初窥门径。
　　幸运的是，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时任陕甘学政的吴大澂前往褒城访碑，也住在张懋功家。
　　吴大澂（1835-1902年）是江苏吴县人，清末名臣，同时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、文字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收藏家。他曾多次指点张懋功。后来张懋功又根据摩崖石刻的特点，刻苦钻研，发展出了很多特殊技巧。比如摩崖石刻所处的位置十分险要，有的石刻在悬崖峭壁之上，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。张懋功就安排工人凌空搭架，人悬在半空中拓印，拓工脚下就是百米深谷和湍急的褒河水。又创造性地用多张纸重在一起进行拓印，减少了因石面不平而椎破纸张的损失，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张氏摩崖拓印技艺。摩崖石刻凹凸不平，上纸十分困难。为解决这一难题，拓印采用了“发”纸法，也就是纸要提前一天浸湿，装在袋子里沤一宿，增加其韧性和附着力。上纸时两张纸重叠起来，减少破损的几率。褒谷是秦岭中一道贯穿南北的豁口，几乎是无日不起风，民谚有“宝鸡的葱大，褒河的风大”，说的就是这情况。拓印时，薄薄的纸往往被风吹得东鼓西荡，没经验的拓手提着纸半晌把纸按不到石头上。张懋功上纸时，两手提着纸往石头上贴那一刻，鼓足力量猛吹一口气，紧接着换手按纸、取刷子椎打，几个动作要如行云流水般瞬间完成。吹气也要恰到好处，掌握住风势风向、力度大小。
　　长年累月的实践，张懋功的手艺已是炉火纯青。吴大澂还请张懋功往城固拓《仙人唐公房碑》，往甘肃拓《西狭颂》，可见吴大澂对张懋功的技术是高度肯定的。
　　张氏的二代传承人张金城是张懋功二儿子，他迟讷少言，沉稳持重，最得张氏绝技。张氏的三代传承人张洪烈也精通传拓，但是却心仪金石，性喜交游，不甘心天天在山野之中椎拓度日。眼看张氏绝技面临失传，张金城对儿子张洪烈却无可奈何。
　　幸好，孙子张中发带给爷爷张金城意想不到的欣慰。张中发10岁多一点就给祖父和父亲打下手。有一天，张金城正准备拓印《大开通》，正好张中发送水来了。张金城已经干了半天活，有些累了，他接过水，一边喝水一边休息。张中发顺手拿起拓印工具做起拓片来。祖父初时还没在意，但看着看着不禁呆住了，这孩子竟然顺利地把一张《大开通》拓好，并且从石头上缓缓揭下！张金城心中大喜，张氏拓印技艺有了第四代传承人。
　　1969年，褒河水库工程即将开工，褒河沿岸数以百计的摩崖石刻即将被淹没在水库之中，石门十三品将要被凿下来迁到汉中博物馆。在凿迁之前，当时的文物部门安排张中发制作了三套石门十三品拓片，一套送国务院，一套送省文物保护单位，一套由汉中市博物馆珍藏。张中发精心传拓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　　石门十三品凿迁到汉中市博物馆后，陈列到新修建的厅堂之中。因研讨需要，经有关部门批准，张中发带着儿子张晓明、张晓光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拓印。在时任馆长郭荣章先生的主持下，张氏父子精心谋划，细致施工，历经数月，制作了一套精拓本，即郭荣章先生所著的《石门汉魏十三品》图片底本。郭荣章先生把这套拓本和清末、民国时期的拓本对比，认为拓印水平已胜过前人。众多学者据这批拓片纠正了前人因拓片中模糊不清、失拓之处造成的一些错误。
　　时至今日，张中发先生已98岁高龄，虽不能再亲自拓印，但依然精神矍铄。石门十三品等重要文物已经不允许再拓印，褒河的石刻也都淹没在碧波之下，张氏摩崖拓印技艺失去了原生场地。
　　可喜的是，张中发的儿子张晓明、张晓光兄弟继承了这项技艺，并分别成为市级、区级代表性传承人。2017年，在蜀道石刻博物馆，配合中国地理“环形中国”摄制组开展“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”非遗项目展示活动，拍摄期间制作各类拓片25副；2018年，配合陕西省交通厅收集公路摩崖石刻资料，在汉中市宁强县黄坝驿开展摩崖石刻拓印制作，耗时64天，修复制作巨型拓片累计67平方米；2019年，受山东省青岛市汉画像汉砖艺术博物馆邀请，前去制作拓片33副。近年来，他们还多次走进校园开展非遗展演，扩大拓印影响力。
　　张晓明、张晓光兄弟也年近古稀，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拓印，爱上拓印，让传承160余年的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能够结合现代科技，融入现实生活，不断发扬光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