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乐

　　东晋末年，汉水从城固县以西四十里的古胡城南墙下流过。一日，天象异常，密云细雨，日破云霓，五色昭彰，一声雷响，发生岸崩，造成临江古胡城一半沦陷汉水中。人们灾后清理时，从城下泥土中发现铜钟十二枚，当地官员认为乃祥瑞之物，进献给了朝廷。此古胡城出土铜钟之事，史籍多有记述，然而相互错讹，需考辨甄别，还归事实真相。

出土铜钟史料记载

　　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封建时代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是符瑞大事，由地方官奏报朝廷，史官则予以记载，以彰显“人和于地，灵物咸昭”的圣明之治。因此，较为原始地保留了出土铜钟的信息。
　　南朝宋刘道荟《晋起居注》载：“咸熙十年，汉中民闻水涯有异声若雷，既而两岸崩，有钟十二枚出。制作精巧，击之有和声清韵”。
　　南朝齐孙严《宋书》云：“汉中城固县，汉水岸际有异声如雷，俄顷岸崩，有铜钟十二出潜壤，体制既精，扣之清响”。
　　南朝梁沈约《宋书·五行志》《宋书·符瑞志》均记载：“义熙十三年七月，汉中城固县水际，忽有雷声，俄而岸崩，得铜钟十二枚”。
　　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汉水》云：“汉水又东经胡城南，义熙十五年，城上有密云细雨，五色昭彰，人相与谓之庆云，休符当出，晓而云霁乃觉，城崩半许沦水，出铜钟十二枚。刺史索邈奉送洛阳，归之宋公府”。
　　唐代许嵩《建康实录·高祖武皇帝刘裕》载：“汉中城故（固）县，水崖崩，获钟十二枚……（元熙）二年正月，帝表让殊礼，是月，竟陵（实为汉中）郡江滨自开，出古铜礼器十馀枚，帝献之天子，让不受，归诸瑞物，藏于相府”。
　　明嘉靖《陕西通志·古迹下》：“古胡城在（城固）县西四十里，（王隐《蜀记》）：‘汉张骞使匈奴，与胡夷妻、堂邑倶还汉中，筑城居之，故名’。《汉中记》：‘汉于此得铜钟十二’。”

出土铜钟时间甄别

　　梳理上述记载铜钟出土时间有四说，即咸熙十年、义熙十五年、义熙十三年七月、元熙二年正月。哪种说法可靠呢？现釆取排除法逐一甄别。首先，查东晋诸帝中没有“咸熙”年号。另外，东晋义熙十四年十二月，安帝崩，则义熙无十五年，故前两说可以排除。其次，再甄别“义熙十三年七月”和“元熙二年正月”两说。从铜钟出土之后：梁州“刺史索邈奉送洛阳，归之宋公府”、“帝（刘裕此时未称帝，封宋公）献之天子，让不受，归诸瑞物，藏于相府”信息来看，义熙十三年七月，梁州（治在城固县）刺史是索邈，在位皇帝是晋安帝。元熙二年正月，在位皇帝是晋恭帝，梁州刺史仍是索邈，两说都符合刘裕未称帝前的情形，故而尚难排除其中一说。再查，义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晋安帝下诏，擢升刘裕为相国、总百揆、扬州牧官职，以十郡建“宋国”，受封宋公，并授九锡殊礼，刘裕上表礼让未受。对应在义熙十三年初的“帝（刘裕）表让殊礼”特殊情节，就排除了“元熙二年正月”之说。因为“帝（刘裕）表让殊礼”之后，就发生了古胡城出土铜钟的事，为此可以确定“义熙十三年七月”最为接近事实。

出土铜钟功用推定

　　铜钟，古代一种打击器物。伴随着青铜文化的出现，最初的铜钟由商代军用铙发展而来，至秦汉演变成为礼乐之器。因此，城固古胡城出土铜钟朝代及功用亦有两种可能。
　　商周执钟说。古胡城遗出土的“体制既精，扣之清响”的铜钟，若是铜铙，又称执钟，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。执钟流行商代晚期，周初沿用。铙体短而阔，而且有柄，短柄中空，插入木柄后可执，无舌，以槌击之而鸣。三个一组，大小相次，十二为制。先秦文献中对铜铙形制作用多有记述，《夏官·大司马》讲：“鸣铙且却，及表乃止”。《周礼·地官·鼓人》说：“以金（铜）铙止鼓”。东汉大儒郑玄注释道：“铙，如铃，无舌，有秉，执而鸣之，以止击鼓”。
　　1949年至今，在古城一带先后出土商代铜鼎、西周铜盘、战国铜鼎等青铜器物，佐证了东晋末年胡城出土的铜钟是执钟的可能性。商代武丁中兴时期，拓疆扩域之势，越过长江溯汉江而上，将汉中盆地东部的城固、洋县湑水流域的巴人方国，征服并纳入其治下，胡城是巴人方国西部军事重镇。城固境内出土的二百多件商代晚期戈矛兵器，证明了以上事实。
　　秦汉礼器说。城固古胡城出土铜钟，南朝宋刘道荟描述“制作精巧，击之有和声清韵”；南朝齐孙严说“体制既精，扣之清响”；故而唐代许嵩认为是“古铜礼器十馀枚”。铜钟，亦作祭祀或宴飨时的礼乐之器。有春秋楚王孙钟铭文：“用享以孝，于我显祖文考。……用宴以喜，用乐嘉宾父兄，及我朋友”可证。城固古胡城得名，东晋王隐《蜀记》道其由来：“汉张骞使匈奴，与胡夷妻、堂邑倶还汉中，筑城居之，故名”。而且古胡城一带亦出土过秦汉青铜器物。魏晋间人撰《汉中记》记载：“汉于此（胡城）得铜钟十二”。那么曾经居住于此的秦汉权贵们举行祭祀或宴飨时，使用铜钟做礼乐之器，是非常可能而合乎礼制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