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建

　　我知道这位母亲时，她已去世多年。我是在一块墓碑上看到她的名字——陈芬兰。这位母亲是小脚。我在墓碑上看到她生于1910年，去世于1956年，享年46岁。
　　我为这位母亲打抱不平，清光绪三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906年，慈禧太后就下令废除妇女裹足的陋习，尤其进入民国，更是严令禁止妇女裹足，但是，这位母亲却在废除裹足后，依旧受着封建陋习的折磨。我奶奶也是小脚，她生于光绪二十六年，也就是1900年。我问过我奶奶，她说，哪个女子的小脚不是用几盆泪水泡出来的啊。封建社会强迫妇女缠足，缠也就缠了，民国政府为禁止缠足下了禁令，这位母亲依旧被缠足。
　　母亲尽管是小脚，挡不住她对美好日子的追求，嫁到五郎村的东湾后，用小步快走的方式拉扯着家。在周围人的记忆里，她一年四季没闲的时候，农事来了，在院场里跑出跑进，该晒的晒，该筛的筛，该簸的簸，把粮食屯到仓里心里才安稳。农户人家的女人总跟做饭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这位母亲经常在院场里忙到深夜，等回到家生火做夜饭，娃们多半已睡过头觉，还得把他们唤醒吃饭。
　　九岭十八坡那地方，说穷，真穷。据陈福寿编的《汉中市志》记载，民国十八年大旱，人多饿死，十室九空。那地方也是宝地，只要有水，种啥成啥。就说李旨春家吧，在石龙岭和大梁上种着几亩棉花，到了秋天棉桃炸开，一坡诱人的雪白，母亲穿梭在棉田里，把摘得的棉花堆成山，然后喊来沟底的家人把棉花盘回去，遇到好天气，把生棉一筐筐盘出来铺在席上晒。她扑下身子在晒着的棉花里捡杂叶和棉壳，心里安顿着棉花用处。那年，李旨春的父亲还有些气力，他把生棉打成包，用扁担挑到用脚踏为动力的榨花机作坊，变生棉为熟棉，然后挑回来让母亲纺线织布。
　　这位母亲纺了一辈子线，织了一辈子布，家人们出外回到家站在院坝里，判定母亲在不在家，就是听有没有纺车和织布的声音。她去世很多年后，家里实在过不下去，父亲皱紧眉头无奈地长叹一声，唉！然后从箱底拿出母亲织的布，去文川或者武乡卖了换回糊口的粮食。
　　长时间坐在低矮的小凳上纺线，长时间坐在织机生硬的凳子上织布，加之长期食用粗糙的食物，人的肌体难免会出问题。在李旨春的记忆里，母亲除了纺线和织布坐凳子，平时连吃饭都坐在门槛上，而不坐板凳，一天，李旨春在母亲坐过的门槛旁发现几滴血水，他吓坏了，便注意母亲的行踪，发现在母亲坐过的纺线和织布的地方也留有血水，直到母亲因极度虚弱被迫住进医院，李旨春才知道母亲因为长期坐在硬板凳上织布纺线，患有痔疮。
　　当年，在卫生条件差的乡下，人们普遍认为这病不算病，能拖就拖。当然，有拖好的，但是这位母亲越拖越严重，等住进医院已无法治疗，用现在的医学术语说，叫转移成肠癌。这位母亲把该坐板凳的机会让给了门槛，留下坐板凳的气力，坐在纺车织机前，纺了线、织了布。她纺的线，一头是她的心，另一头是全家人的冷热温暖，经纬间，织进女性博大的爱。她无私地，把自己有限的生命纺进线里和织进布中，生命定格在不应该去世的年岁上。
　　母亲是在医院里去世的。在九岭十八坡那个地方，人们把家看得极其圣神，去世在外的人不能停在屋里，家人们便在大门外院场里搭了个棚子，地上铺稻草，把去世的母亲放在上面。院子里做着棺材，锛子撞击木头生硬的声，沉重地落在李旨春父亲心上，母亲该入棺了，父亲把年幼的李旨春抱到棺材前，流着眼泪说，春儿，再看你妈一眼，你这样小，没了妈往后咋个家啊！
　　2022年年末最后几天，我随李旨春去东湾他母亲的墓地，他抚摩着墓碑，说，母亲去世多年后，嗡嗡嗡纺线的声音和织布梭子的穿梭声还在脑海里回响。
　　汉王下雪了。我跟李旨春去他父母的墓地，九岭十八坡迎来入冬后的第一场雪。
　　天大由天。既然，天在全家人正需要这位母亲的时候，让她离开这个家。我不认为我们在墓地看望这位母亲时，天会有什么感应。
　　但是，我感谢那场雪。我一次次祈祷，雪，你再大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