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乐

　　

满寺枇杷冬著花，
老僧相见具袈裟。
汉王城北雪初霁，
韩信台西日欲斜。
门外不须催五马，
林中且听演三车。
岂料巴川多胜事，
为君书此报京华。

　　这首《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》的七言律诗，是边塞诗人岑参在城固创作的。唐永泰元年(765年)十月，朝中任太子中允一职的岑参，遭贬谪出任四川嘉州刺史。十一月岑参离开长安，穿越秦岭走出傥骆古道，过洋州来到了城固县东境的汉王城，入一寺院寻访禅师听经论佛。城固北倚秦岭、南依巴山，从西北而来的湑水，绕过汉王刘邦驻跸得名的汉王城南流入汉江，城西是当年大将韩信筑台操练兵马的韩信台。岁至隆冬，百卉俱凋，寺院里的枇杷树却花枝独秀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天已放晴，太阳也快下山了。一幅绝美的佛寺雪后初霁图，让岑参失意顿消诗兴大发，创作出寄给长安诗友分享的寻禅师听经论佛，领略人文自然景观的壮丽诗篇。然而笔者发现收录此诗的明代县志及现代校注者，对该诗的注释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。
　　首先，岑参寻访的是城固县境内哪个寺院？明嘉靖《城固县志》收录了这首诗，提出是县城西北二十五里处的大安寺。志文云：“大安寺，西北二十五里，唐大顺元年建。”岑参《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》诗，校注者云：“按其方位、里程及岑参诗中记述，故址约在今龙头镇北丘陵坡地南沿夜珠塘村附近”。可是从诗题上看，这个寺院名字叫永安寺，而非大安寺。为此笔者认为诗人岑参寻访的应是建在汉王城遗址上的永安寺。理由有三：一是岑参寻访永安寺禅师的时间为永泰元年冬，即公元765年。而志书载大安寺建于唐大顺元年，即公元890年，岑参公元770年就病逝了，怎么可能在故去12年后寻访大安寺呢？二是诗中前六句内容，是诗人入寺院见到禅师，领略此地风光，告诉随员不要干扰他专心听经论佛过程的实景描写，特别是诗人与禅师相见后，站在寺院环视四周风光，向北目睹了大雪初停的晴朗天空，向西看见韩信台西的夕阳西下，唯有站在汉王城位置，方能达到这种方位的观察效果。三是城固汉王城唐代永安寺建寺时间推断。永安寺创建时间虽失载，然而根据唐代最早永安寺在四川南部县，建于唐永徽二年，即公元651年；后有甘肃天水秦州城永安寺，建于大唐盛世的天宝六年，即公元747年的事实。由此推断城固汉王城永安寺应建于唐天宝年间。
　　其次，“林中且听演三车”诗句的解读问题。明嘉靖《城固县志》校注者认为:三车：即三军。春秋时，大的诸侯国多设三军，如晋设中军、上军、下军；楚设中军、左军、右军。军士皆乘车作战，故称三军为三车。大安寺，西北二十五里(距明代县城，即今城)，位于秦岭南麓丘陵坡地的南沿，时丘陵坡地为森林所覆盖，冬季西北风起，树枝摇动，呼呼作响，犹如三军操练演习，其声排山倒海。故诗人方有“林中且听演三车”句。黄冬丽在《唐代以来汉中的民风习俗》一文中沿用此说“唐朝时城固一带尚有森林存在”。
　　汉上李青石教授在《边塞诗人岑参在汉中的生活与交流》一文中，对“林中且听演三车”句有不同释义：“三车”是佛教《妙法莲华经》中的一个“火宅三车喻”，意谓众人所在的地方如同着火的房子，应赶紧离开，门外有牛车、鹿车、羊车可乘坐。佛家认为修佛者有三个层次：菩萨、缘觉、声闻。所谓菩萨，是由大心入佛道者；所谓缘觉，是指独自悟道之修行者；所谓声闻，是指听闻佛陀声教而证悟之出家弟子。它们代表佛家弟子的三个层次：大乘、中乘、小乘。他们能分别用牛车、鹿车、羊车普度大众、小众或自己。诗人在密林深处的永安寺听超禅师讲佛经，大约是诗人到这座古刹的主要目的。
　　两种解释中，笔者认同李青石教授释义说法。同时校注者还存在对“林中且听演三车”句“林中”“演”字的误解问题。本诗中“林中”之林，不是自然森林，而是褝宗寺院十方丛林之禅林，故这里“林中”指禅房之中。“演”，即阐发佛经，非推演兵法。唐代士庶多信仰佛家《法华经》，他们好用譬喻入诗，常化用此经典故。岑参创作的《出关经华岳寺，访法华云公》《晚过盘石寺礼郑和尚》《秋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》《携琴酒寻阎防崇济寺所居僧院》《题云际南峰眼上人读经堂》诸诗，反映了诗人执着于寻访禅师听经论佛的事实，意在安抚心灵趋利避害，与军事话题无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