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乐

　　三国鼎立的后时代，曹魏是蜀汉最大对手，汉中作为巴蜀门户，北伐前线，战事不断。毕生致力于实现“北定中原，兴复汉室”政治理想的诸葛丞相，在汉中以西的勉县大本营开府治事，运筹用兵八年间，先后两度来到东部的城固县。
　　建兴七年春，诸葛亮第三次北伐，夺得武都阴平两郡，取得不凡战果。然而长于未雨绸缪的诸葛亮深知，这将带来魏对蜀的反击。于是，当年“冬，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，筑汉、乐二城”，为了防御经由陈仓道、褒斜道入侵之敌，在勉县筑了汉城。又“徙府营”于城固筑乐城，迎击从子午道、西城溯汉水而上之敌。翌年八月，新任魏国大司马曹真，果然兵发三路来犯汉中，“丞相亮待之于城固、赤阪”，进驻城固调兵遣将，在县北升仙口外至龙亭山一线布防兵力，伏击魏军。这次曹真“以八月发长安，从子午道南入。司马宣王溯汉水，当会南郑。诸军或从斜谷道，或从武威入。会大霖雨三十余日，或栈道断绝，诏真还军。”计划水陆并进一举夺取汉中，胜利会师于南郑。哪知天不助曹魏，突降三十多天罕见的大霖雨，造成诸路绝道，汉江暴涨，让曹真的计划泡汤，只好无奈以退兵收场。
　　史载乐城可容纳五千守兵，据此估算筑城需要三个多月时间，加上月余的大霖雨，诸葛亮前后在城固驻守约四个月有余。御敌乐城在县治汉王城以东，丞相办公府营居城西一隅。时诸葛亮被后主刘禅尊其为相父，又诏敕封武乡侯，于汉中开府治事，大臣们上奏刘禅赐其“九锡之礼”而不受的超凡影响和显赫身份，城固府营完全可以建得好些，亦无可非议。可清廉简朴的诸葛亮，府营建设未大修大建，仅满足军事朝议，军需储备调运，文书办理之需要，甚是简易，所以府营规模未留下任何记载和传说。建兴十二年，在第五次北伐中，诸葛亮鞠躬尽瘁病逝五丈原，遗命“因山为坟，冢足容棺，敛以时服，不须器物”，薄葬定军山下之后，当世及后人对其愈加崇敬有加，仰如山斗，不因朝代更替而改变。城固武侯府营之所，自然成为官民祀拜的圣迹。
　　三国归晋，南北隋唐，人事沧桑又是三百多载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，十分推崇诸葛亮的才干与作风，号召群臣学以致用。这时，城固县官吏就把目光投向位于城西的诸葛亮府营遗址，建筑早已坍塌，唯见汉纹青砖瓦当碎片存焉。令工匠置展地基，立武侯行庙于其上，刻碑志文，成为一方官民祭祀诸葛武侯之地。幸有北宋地理总志编纂者乐史，在《太平寰宇记》中记载了这一盛举，“诸葛武侯行庙碑，在兴元城固县西，唐贞观十一年置”。行庙，古代天子巡幸或大军出征临时所立的庙。官民为诸葛亮立行庙，出于敬仰一代贤相高风亮节的风范。
　　又过八百多年风云变幻，到了明朝正德八年，陕西巡抚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兰璋，上奏朝廷批准，将定军山下的武侯祠，迁移修至沔阳老城之地，这里曾是诸葛丞相勉县府营和后人立庙之地。唐初而立的城固诸葛武侯行庙亦颓毁，嘉靖后期，城固地方官民在武侯行庙遗址建起武侯祠，“曾焕翚飞之壮丽”。清同治十二年，祠遭兵祸毁坏，重修后“栋宇维新，图与祥云并艳，楹栏如故，欲如彩殿齐辉”。光绪五年，“武侯祠被贼焚毁，拟集贷重修”，知县胡赢涛批准，发布了《为准免担头以集赀重修武侯祠之晓行告示碑》，祠得以重修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列入市县保护计划，目前业已修葺完备。祠门东向开于小巷，门首刻书“武侯祠”三字，现存明清四座大殿、东西厢房，共30余间，有清碑3通，属县级文保单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