焕之

　　远远地，便听见春倌那悠长的唱腔了，喜洋洋地漾开在村落的上空——“远望财门九重开，步步登高走进来……”这声音，是唐玉富的，又仿佛是他父亲唐兴荣的，再仔细听，竟像是从那更渺远的唐朝，穿过千年的田埂与烟火，一路蜿蜒而来。春倌说春活动，源于唐朝，全国各地已基本绝迹，1949年以后仅川北巴中和陕南汉中有春倌活动。1980年以后，巴中已无春倌。现今只有汉中市南郑区的黄官、新集、高台等镇的农村有几名春倌健在。

　　行走千门的春之信使

　　每年十月小阳春过后，春倌便动身了。他们肩搭一条被称为“二九”的粗布褡裢，右手执一尊小小的木雕春牛，左手拄一根光滑的“蒙古棒”，又名“十三把”，也是仪式中定立门户的“规矩尺”。从前的春倌，是穿官服、戴官帽、脚踏朝靴的，仿佛一个朝廷使者，将皇历上的节气，化为农人能听懂的歌谣。如今，这身行头隐入历史的尘烟，但那立在堂门外侧、绝不歪倒的“蒙古棒”，却如同无声的誓约，恪守至今。
　　堂屋的门槛，是春倌的舞台。人未至，声先到，“一进门来喜气生，神仙送富马驮金……”那唱词像一把温润的钥匙，旋开了农家人紧锁一冬的眉宇。春倌的眼是活的，心是亮的，见屋檐下挂着辣椒玉米，便唱五谷丰登；见门楣上贴着“耕读传家”，便颂诗书继世。那声音，时而高亢，时而低回，人心最柔软的角落总能变得熨帖。主家脸上漾开笑意，递过些许微薄的喜钱，春倌则躬身送上一张薄薄的春帖——预告着二十四节气的更迭，写满了一年的吉日与禁忌，这是农耕社会里，一部关乎生存与希望的天书。临别，春倌轻轻拿起那根“蒙古棒”，仿佛将主家所有的不顺与忧烦，都悄然带走，只留下满堂的吉祥。

　　回荡在血脉里的春之声

　　在春倌说春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唐玉富的记忆里，这悠长的春之声，最初是他悄悄跟在父亲唐兴荣身后听到的余音。唐兴荣是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农民，却是陕南川北人家堂前最受欢迎的“说春人”，他13岁便开始跟随其父唐兆才学习说春艺术，经过4年的认真学习，掌握了说春的基本技能，这一走便是六十多个冬春。他文化不高，肚子里却像藏着一座唱词的富矿，古今皆能入调。在唐玉富的眼中，父亲只有在说起“春倌”二字时，那双被密密麻麻皱纹挤压和拉扯的眼睛，才会迸发出星辰般喜悦而自豪的光芒，一讲便是好几个小时。
　　唐兴荣将说春视为神圣，他教导儿子们时，语气总是肃穆的：春倌到任何一家，堂门可进，但绝不能走过堂屋脊檩或进入内室，春倌走时要顺手拿走门外立的“蒙古棒”，以示带走主人家的晦气、厄运，让主家平安，那根“蒙古棒”，是立信的桩，也是辟邪的符……上世纪70年代后期恢复说春活动后，唐兴荣将全身技艺传给唐玉富、唐玉福、唐玉贵、唐玉春4个儿子及邻村的杜玉明等10余人。1992年唐兴荣作为主要表演人员被汉中电视台录制成电视专题片《春倌说春》，先后在中央电视台、陕西电视台、汉中电视台播放，这古老的声调，第一次乘着电波，传遍大江南北。2014年8月，唐兴荣因病去世，他弥留之际最心心念念的牵挂，就是肩头那无形的褡裢能否继续传递下去，他目光里的灼热与眷恋，成了唐玉富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。

　　永不终章的春之谣

　　如今，执春牛的人，换成了唐玉富。冬春时节，他依然行走在父辈走过的，或许更显寂寥的村路上。他的褡裢里，除了春帖，还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他也开始像父亲当年一样，在火塘边，在田垄旁给徒弟们细细分解那些古老的密码：“春帖分红、黄两种，黄色春帖较小，以二十四节气为主要内容，农历十月春倌上门说春主要以二十四节气为说唱内容，告诉农人来年的时序节令和气候特征。红色春帖较大，从正月初一开始，春倌说春报喜手里拿的就是红色春帖，以示喜庆吉祥之意。红色春帖的内容较为丰富，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，哪天是黄道吉日，哪天是百事禁忌十分清楚，还有预示一年物候特征、收成好坏的提示也印在上面，那些关于物候与收成的谚语，不再是玄妙的预言，而是先民与天地对话的朴素智慧。
　　那悠扬清脆的春之唱腔又响了起来：“此处本是兴隆地，天赐摇钱树一根……”这声音是唐玉富的？是唐兴荣的？是唐兆才的？或许亦是某个刚刚学会第一段唱词的新学徒的？这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要还有一扇门愿意为这歌声打开，只要还有一颗心愿意为这古老的祝福而动容，那么，这执春牛的身影，便会一直在汉中的乡土间行走下去，春信年年叩门，而吉祥与希望的歌谣永无终章。